·电视连续剧《东方》中以台湾地下党朱枫原型塑造的中共党员晨枫。
1949年底到1950年上半年，败退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当局为了保住他们的这块最后的基地，在加紧调兵遣将严密布防的同时，还加紧整顿党政军与社会秩序，特别是在“保密防谍”的旗号下，厉行侦查与搜捕中共地下党组织与一切政治异己分子。他们颁布了《戒严令》、《反共保民整体战略纲要》、《惩治叛乱条例》、《检肃共谍条例》等一系列法令，出动军警宪特，到处搜查抓人，白色恐怖笼罩全岛。
据有关资料记载，1950年3月，由于叛徒的出卖，台湾地下党1000多人被清洗，其中包括“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在内的多名高级将领。
一、主要负责人叛变导致台湾地下党遭到蒋介石血洗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随后国民党军接收台湾，中共中央也决定在这块回归祖国的省份建立组织，任命当时在延安的蔡前（后改名蔡孝乾）为台湾省工委书记，同在华中局工作的台湾籍干部张志忠为工委副书记。1946年，张志忠、蔡孝乾抵达台湾，并联络岛上的谢雪红等人秘密建立组织。
进入1948年底，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在大陆面临崩溃，其党政军机构和特务机关陆续迁台。此时中共台湾工委只看到逃台的国民党军人心惶惶，以及众多群众认为解放在即，便采取了一系列急躁冒进的行动。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蒋介石逃入台湾，此时中共台湾工委地下党员发展到1300人，同情党并参加地下活动的群众还有2000人，这在岛内700多万人口中力量仍很薄弱。此时工委却开始在山区建立武装据点，在台北市内印刷《光明报》散发，并大力发展党员。
1949年7月，撤到台湾的以毛人凤为首的保密局在高校内发现《光明报》，顺藤摸瓜破坏了印刷场所，并掌握了上层领导者“老郑”（即蔡孝乾）的线索。12月末，特务们通过被捕者供词和武装据点对外联系暴露的线索，抓捕了张志忠。
1950年1月29日，特务头子谷正文在“老郑”住所搜到的笔记上还发现“吴次长”三个字。因参谋次长中吴姓者只有吴石一人，谷正文等便认定吴石中将在向中共提供情报，经上峰同意将这个重要“卧底”抓捕。在笔记中用真姓实职记录重要联络人，这是地下工作不允许出现的大错误，蔡孝乾工作之大意疏忽由此可见。
两个月后，谷正文得知蔡孝乾躲往嘉义农村，便派看押过此人的特务去查找。特务们到当地后便在乡间路上远远看到一个穿西装的人。见此反常目标，特务追上去一看正是“老郑”。经查问，原来是他在乡下躲藏两月清苦难耐，想到镇上西餐馆解馋，就顾不得着装上的大忌。蔡乾被捕后马上叛变，交待了所有地下组织。蔡孝乾叛变导致台湾工委下属组织全部破坏，据国民党当局统计，共抓捕1800余人，不肯屈服者都遭处决。中共台湾工委在山区的一些武装训练营地也遭到大规模的破坏。
二、中共“密使一号”吴石视死如归，临刑前从容赋诗。
1950年3月1日，时任“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被共产党称为“密使一号”的吴石中将，被台湾特务机关秘密逮捕。
最早接触吴石的中共地下党人吴仲禧于1983年写了一篇追思吴石的文章，据吴仲禧回忆：“在军校同窗4年的接触中，我深深感到吴石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正义感。有好几次政治变故都曾使他想弃学而另找革命出路，终因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而又渴望军事上能学有所成而未果……吴石逐渐看透了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官场的勾心斗角，意识到自己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变这种局面，因而内心相当苦闷。他对共产党人是有好感的，他读过毛泽东的一些著作，亲自在武汉珞珈山听过周恩来的演讲，还同叶剑英等有过交往，都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向他介绍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都引起他很大的兴趣和赞誉。”
1949年6月，吴石去台湾之前，与吴仲禧见了最后一面。吴仲禧写道：“他告诉我，福建绥靖公署已经结束，他已被调任国民党国防部次长，要到台湾去。我曾请他考虑，到台湾去是否有把握，如果不去，也就此留下，转赴解放区。他坚决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
在厄运降临的紧急关头，吴石这位勇敢的抗日将军与爱国民主人士，也像朱枫那样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以死抗争。应该感谢当年拍照的那位新闻摄影官，是他按动快门，记下了法庭宣判后的一瞬间。
法官通知，如有遗言可当庭书写。摄影者就是在这个角落里，抓拍了身穿西服的吴石将军在军警包围和书记官指点下俯首执笔的镜头。
吴石写的是什么，国民党官方报纸第二天一字没有透露，倒是第三天(1950年6月12日)香港的《星岛日报》说了实话。该报的新闻标题是《轰动台湾间谍案四要角同被处死》，副题则为《吴石临刑前从容吟诗》。“临刑前从容吟诗”，这是何等的气魄!短短的7个字，耐人寻味地道出了“秘密宣判”和新闻管制下被掩盖了的真相。即便如此，这家报纸在当时也不敢将吴石的诗句公开出来。吴石这位戎马一生、文武兼备的儒将，在判处他死刑的军事法庭上挥笔写下人生“绝唱”：
五十七年一梦中，
声名志业总未空；
凭将一掬丹心在，
泉下差堪告我翁。
吴石将军是穿着西装倒下的，两粒子弹穿透他的心脏。
三、台湾地下党女英雄朱枫身中七枪，壮烈牺牲。
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数以百计的党员被捕并遭杀害。其中最著名的地下党人，是原国民党国防部次长吴石和他的联络员：中共华东局特派员朱枫，即朱谌之。
1949年下半年，华东局有关领导几经研究，最后决定派遣正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的女情报人员朱枫只身赴台。朱枫不仅有妹妹等重要的社会关系在台湾，本人身份易于掩护，到台湾较方便，而且她长期从事地下情报工作，是当时难得的恰当人选。
朱枫在1949年11月底12月初的一天，踏上了台湾的土地。她以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利用在台的社会关系，迅速站稳脚跟，并在抵台的当日，就与台湾地下党的最高领导人、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接上了关系，又与国民党军中和地下党有联系的吴石将军等人联络上了。她取得了国民党在台湾部队番号、兵力、部署等情况及团长以上军官名单等情报。她设法将这些情报通过香港成功地送往大陆。
1950年1月，朱枫在台的任务完成，准备返回大陆，她托人带回大陆一纸便条，说：“枫将于月内返回。”但就在这时，不幸的事发生了。
蔡孝乾叛变后，朱枫也被蔡孝乾出卖了，她立即陷入巨大的危险中。她设法通过关系搞到一张离台的通行证，乘上一架军用飞机，逃到当时尚被敌人占领的浙江舟山沈家门，躲进一家医院，使叛徒蔡孝乾亲自带着军统特务到她在台湾住处捕捉她时，却扑了个空。军统局找到线索，又派出特务追踪到沈家门。此时只要朱枫找到一条小船，就可安然回到近在咫尺的大陆。但因为当时舟山敌人封锁严密，朱枫在医院中躲避过了14天，最终还是被军统特务抓捕去了。
朱枫被捕后，自知牺牲已不可避免，就趁敌人不备，吞服金链条自杀。但是没有成功，她又被军统特务押回台北。由于案情重大，蒋介石专门指令由保密局长毛人凤主持的“大案当局”，特地为朱枫这位重要的“女共党”制定了“生活上优待，谈话上安慰，接触上温和，用感情去征服她”的劝降方针，但结果都失败了，只得判处朱枫死刑。1950年6月10日，朱枫在刑场上高呼口号，身中7弹，壮烈牺牲。
四、陈宝仓将军从容就义，血洒台北马场町。
1950年6月10日，戒备森严的台北街头笼罩着一种恐怖肃杀的气氛。青年公园水门外，马场町刑场，台湾宪兵南区分队的全副武装的宪兵押着四名五花大绑的犯人从车上下来。
四人被强令一字排开跪下，从左到右分别是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中共华东局特工朱谌之、吴石副官聂曦上校、台军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
据吴仲禧回忆，陈在赴台之前，就有投奔北平解放区的打算，当陈从上海撤退至广州时，亦曾和吴仲禧接触，表示了向共产党靠拢的愿望。吴仲禧做陈的思想工作，说如去台湾可向中共方面提供军政情报。后来吴仲禧与好友吴石见面，也将这个情况告知，要他抵台后可同陈联络。
吴石案发后，保密局特务得知陈、吴石之间确有秘密文件传送，并在吴石家搜出一份有关台湾兵力配备情形的手抄件，系陈宝仓所写，陈遂被捕入狱。
临刑前的照片中，剪着平头的陈宝仓被押下刑车时表情凝重，从他那魁梧而正直的形影上，不难看出这是一条让保密局特务们头疼的燕赵好汉。国民党保密局档案资料里常用“狡狯”、“镇定”一类的词语来形容陈宝仓将军。
有关陈宝仓将军的真实身份直至最近才公开披露。据2006年7月17日《北京晚报》署名傅力的文章，2006年第5期《广电老年》署名孟启予的文章所称，陈宝仓将军牺牲后，1952年，党和政府向其家属颁发了由毛泽东主席签署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证书”，并对陈宝仓将军授予革命烈士称号，其骨灰由台湾辗转运至北京，葬于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五、吴石副官聂曦大义凛然，慷慨赴难。
与吴石、朱枫、陈宝仓共同赴难的还有曾任吴石副官的聂曦上校，这位受吴石派遣去香港送过几次情报的青年军官，也曾为朱谌之飞离台北出力相助。
聂曦，福建福州人，历任国防部史政局总务组组长、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科长，上校军衔；福州解放前夕，他奉吴石命令，完好地保存了一批国民党的绝密档案资料；后随吴石赴台湾；中共华东局女情报员朱枫前往台湾与吴石会面，聂曦充当了他们二人之间联系的信使；台湾工委负责人蔡孝乾叛变之后，聂曦与吴石将军被捕；1950年6月10日下午在台北马场町与吴石、陈宝仓、朱枫一起从容就以，慷慨赴难。
1950年公开于海峡两岸“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历史照片中，尤其是聂曦上校从刑车上被军警押下来的那张半身照，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此刻他身穿军服、光着头，脸庞轮廓分明、英气勃发。宽宽的肩膀、揉皱的条纹衬衫，领口处清晰可见两道紧勒着的细麻绳，捆缚的双臂被行刑队员紧紧抓住，浓眉大眼的他双唇微张，好像要呐喊，又像在说些什么……影像是凝固的时空、是打开的岁月之窗，将这位33岁就牺牲的福建青年永远地留在了时间的记忆里。当时台湾方面的报道也不得不称“聂曦形象英武，大义凛然，死前毫无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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