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制造株连上亿无辜群众的惊天冤案

·文革期间，江青和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在一起参加会议。

康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曾经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时，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煽动“打、砸、抢”，煽动武斗，迫害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以及广大知识分子，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1980年，中共中央鉴于他犯下的严重罪行，决定开除其党籍，撤销其悼词，并公布其罪行。

1966年，“文革”爆发。这一年的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康生出任小组顾问，他对文革小组的决策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在8月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康生跻身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列。1968年获得了中共情报机关中共中央调查部的领导权，制造了大量的冤案，成为在党内斗争中令人畏惧的“刽子手”。

1967年初，他先把贺龙打为国民党、军阀。后来又制造了61人叛徒集团案，导致大批老干部被关进监狱。而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煽动“打、砸、抢”，煽动武斗，迫害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以及广大知识分子，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

有人说，康生是一个十足的“迫害狂”，最喜欢整人。在国外，人们常把他称为“中国的贝利亚”。康生的“迫害狂”在文革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据有关资料记载，他要迫害的大体上是两类人：

第一类，根据政治气候的变化来整人。后来发展到根据江青的意愿来整人，江青要整谁他就整谁。只要江青说某人是坏人，他就连夜找材料，第二天就能证明某人不是叛徒就是特务。

文革前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际问题专家姚臻，从1960年开始就在康生领导下的写作班子里工作，勤勤恳恳，同康生朝夕相处，做了大量工作。文革一开始，有人贴了姚臻的几张大字报，康生立即把姚臻抛了出来，并污蔑姚臻是彭真“专门派来监视我的特务”。康生又让他的秘书到中宣部的一个会议上宣布对姚臻的诬陷，把姚臻逼得当天晚上就含冤自杀了。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有关古今中外“政变经”的讲话。康生紧密配合，在1966年7月捕风捉影地大讲所谓彭真策划了“二月兵变”，并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致使许多人受到牵连，遭到迫害。1967年初，他先把贺龙打为国民党、军阀。后来又制造了61人叛徒集团案，导致大批老干部被关进监狱。1968年，康生和江青一起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大搞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务”，仅仅王光美专案组就扣押了64人。9月17日康生在写给江青的信中给刘少奇戴上“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等大帽子，并由此推断说：“我觉得他这样早、这样久地作潜伏的内奸活动，似乎很早就受到帝国主义的特务训练。”由此可见康生是如何丧心病狂地诬陷、迫害刘少奇同志的。

第二类是那些知道康生底细的老干部。康生心胸狭窄，生性多疑。他总怕那些知道自己底细的人有朝一日会向毛泽东告他的状，揭发他干过的坏事。于是，他一朝大权在握，便对那些和他共过事的，或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知情人狠下毒手。除前面已提到的孔原、邹大鹏外，还有王世英、李士英、陈刚、赵健民、冯仲云、师哲以及他从前的几任秘书等人，都遭到他的严重迫害。还有那些同他本人、他的妻子曹轶欧以及曹轶欧的妹妹苏枚结下过恩恩怨怨的人，也难逃脱受迫害的命运。

康生在文革期间迫害医务人员的骇人听闻的事件。这就是所谓的“苏枚谋害案”。据有关资料记载，苏枚是曹轶欧的妹妹，原任中央政法干校政治部副主任，历史上曾被捕过。出狱后经康生给她恢复了党籍。文革初期，正当红卫兵到处“揪叛徒”时，苏枚突然服安眠药自杀。康生、曹轶欧硬说这是“反革命谋杀”，责令公安部门和政法干校追查谋杀的凶手。1968年1月，康、曹听说政法干校有人调查苏枚的历史问题，又指使谢富治等人，以“谋杀苏枚的嫌疑”和“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将该校副校长石磊等7人拘捕起来，还有50多人被隔离审查和受到批斗，其中逼死1人，逼疯4人。

这起案件为什么又牵连到北京医院的医务人员呢？据有关资料介绍，苏枚在政法干校突然昏迷后，学校领导打电话给北京医院值班室，请他们派人来抢救。正在值班的内科大夫顾惜春急忙赶到政法干校，对苏枚进行抢救，后又把她接回北京医院急救室，请医院的专家，包括王新德教授在内，继续进行抢救，经抢救无效身亡。据专家们分析，不排除服安眠药自杀的可能性。

最后经解剖，发现死者的胃里有大量的安眠药片，确诊为服安眠药中毒。康生见到诊断报告后蛮不讲理地“批示”说：“苏枚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她不可能自杀。她胃里的安眠药片肯定是解剖时放进去的”，并勒令查办。这一下子，顾惜春大夫等十多名医务人员竟被捕入狱，无辜坐牢达6年之久。王新德教授由于当时是临时被邀请去参加会诊的专家，会诊完说了诊断和治疗意见就离开了。

据《康生与“内人党”冤案》一文记载：1980年11月20日下午2时。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特别法庭设在公安部机关礼堂，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兼特别监察厅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史进前宣读了36页计2万多字的起诉书。

在起诉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的案件中，已死去5年之久的康生排在林、江之后，居第三位。起诉书第28条写到：康生等利用挖所谓“内人党”，在内蒙古诬陷、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破坏民族团结。1968年2月4日，康生说：“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开始可能揪的宽点，不要怕。”1969年2月4日，康生又说：“军队也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谢富治说：“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要把它搞掉。”在康生、谢富治的唆使下，内蒙古自治区因“内人党”等冤案，有34.6万多名干部和群众遭到诬陷和迫害，其中有1.6万多人惨遭迫害致死。

不仅如此，还制造了许许多多冤案、假案、错案。据不完全统计，人民解放军中有大批冤案，8万多人遭到诬陷迫害，1169人被迫害致死。公、检、法的干部、民警有1565人被迫害致死。从1966年至1970年，康生一手诬陷迫害的党的干部竟达数百名，其中党和国家领导人33人，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20人，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人民解放军高级干部200多人。

更有甚者，康生一手制造了“炮打中央文革”的大量冤假错案，仅在在上海，在“炮打中央文革”等罪名下制造的冤案错案共24.9万起，受到株连的无辜群众在100万人以上。而在全国总计受到残酷迫害的干部共有70多万人，被迫害致死的3.4万人，而直接和间接受到不同程度株连的无辜群众达1亿之多！在北京市一个监狱，从1967年到1971年的四年时间里，收监关押的中央及地方高级领导干部有500人以上。其中由于虐待和受刑等致死的34人，被打伤打残的20多人，折磨成精神病患者60多人。

就这样，在康生肆意的诬陷和残酷的迫害下，无数人的青春、才华被葬送，新生共和国的元气被伤毁，中华民族的精华被摧残，无数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康生迫害和诬陷干部群众的手段可谓是骇人听闻，无可复加，其罪行更是严重至极，罄竹难书。据说，有一美国记者对康生的评价中有这样一句话：“他是人间阎王！”“人间阎王”可谓是康生罪恶一生真实生动的历史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