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让雍正军机处汗颜的蒋介石侍从室

    ·蒋介石出行总是有侍从室的大小“侍从”们跟随左右。

    说起清朝雍正皇帝，许多人都说他是一个排斥异己、打击政敌、大权独揽、乾纲独断的独裁皇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雍正把朝政大权进一步集中在自己的手中，便创立了凌驾于六部九卿之上的军机处。军机处作为雍正的秘书班子，为朝廷出主意，写文件，理政务，其特点就是处理政事，精简速密，“军国大计，罔不总揽。”军机处的大臣直接与各地、各部打交道，了解地方情形，传达皇帝意旨。在这一点上，蒋介石颇有些雍正的遗风。他为了排斥异己、打击政敌、大权独揽、乾纲独断，竟然建立了与雍正军机处颇为相似的“侍从室”。而这些“侍从”大员们却有着当年雍正军机处大臣们所望尘莫及的权利。

    在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人们一谈到“蒋介石侍从室”，当官的就会肃然起敬，老百姓更会谈虎色变。这是因为蒋介石，侍从室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政治中心，是国民党所有党政军都要俯首听命的最高权利机关，是国民党政权中所有权贵显要都伸长脖子注目仰视的地方，是影响整个华夏大地历史进程的许多重大事件的策划之地，即便是当时飞扬跋扈、为所欲为的军统局特务头子戴笠，对侍从室里的人也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大拍马屁。

    “侍从室”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能量？能起到如此之大的作用？就是因为它服务的对象是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最大的独裁者蒋介石，正如清朝雍正年间的军机处一样，是为雍正皇帝直接服务的机构。由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没有多少“透明度”，因此也为其侍从室的一切，笼罩上了一层深不可测的神秘面纱。最近有关媒体披露了蒋介石侍从室鲜为人知的内幕。

    众所周知，“侍从”二字，原指古代随侍皇帝或官员的人。追根溯源，早在汉朝就有了侍从官。《汉书·严助传》中说：“厌承明之庐，劳侍从之事。”《霍皇后传》中也说：“皇后舆驾，侍从甚盛。”到了宋代，称大学士至待制为侍从官，因其常在皇帝左右做顾问。后来，又称在京职事官自六部尚书、侍郎、学士到两制等统为侍从，所指的范围就比较广了。

    蒋介石是个封建思想极浓的人，崇尚皇权，从小就梦想当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他在1926年当上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总司令以后，身边就有了侍从副官，并设置了一个侍从室。后来官居国民党宪兵总司令的张镇，1927年从苏联回国后就当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侍从副官。还有那个后来官居国民党国防部新闻局局长的邓文仪，1928年就当上了蒋总司令的侍从室少将参谋。

    1932年3月6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从此，蒋介石就以“蒋委员长”的头衔而主宰中国。直到1948年4月19日当选为“总统”，“委员长”的头衔一直挂了十六年。至于“蒋主席”这个头衔，是因他从1928年10月至1931年12月当了三年多国民政府主席，以及从1943年8月至1948年4月又当了近五年的国民政府主席。故而他的侍从室正式名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和“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

    1936年1月，蒋介石对侍从室进行了重大改组，成立了侍从室第一处和第二处，简称“侍一处”、“侍二处”。1940年又成立了“侍三处”。这三个处都直属蒋介石自己领导，可以直接“通天”。而这三个处的主任，都是国民党的军政大员，非同凡响。例如当过侍一处主任的张治中，曾经当过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湖北省政府主席，中将加上将衔。难怪他就任之后，通电各战区司令长官，郑重其事地宣告：“委座看重侍从室，特派张治中为主任。”而担任过侍一处主任的还有钱大钧、林蔚、贺耀祖等，都是国民党政权的风云人物。

    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被称为蒋介石的“文胆”。早在1927年，他就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正式进入决策中心。后来又兼任过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中央执行委员。对他这个侍二处主任，连孔祥熙这样的皇亲国戚都不敢怠慢，常常对人宣扬说：“你晓得委员长名字底下，还有一串字咧！侍秘二是最有效的。”这位掌管国民党财政大权的“财神爷”，见了蒋介石署名的电报后，还要看看下面的一串字，只要见到陈布雷的“侍秘二”，就立刻付钱，不敢稍有得罪。

    还有一个侍三处，主任是陈果夫。“蒋家天下陈家党”。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掌管着国民党的党权，是臭名昭着的C.C。派首领。陈果夫曾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与此同时，他还兼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三处主任。这三个处的主任都直接听命于蒋介石，避免权力过分集中于一人之手，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三人之间还可以互相制约，这也便于蒋介石的直接驾驭。蒋介石深谙用人之“术”由此可见一斑。

    说蒋介石侍从室颇有些像雍正的“军机处”，这话并非空穴来风。雍正的“军机处”是辅佐皇帝处理军国要务、用面奉“谕旨”的名义对各部门和各地负责官员发布命令的；而蒋介石侍从室每天将各院、部、委、局呈送蒋介石的报告、文件等等，提出拟办意见，直接呈送蒋介石。蒋介石批阅后，由侍从室再将这些报告、文件转至各承办单位。报告、文件，侍从室呈送还是压下不呈送，先呈送还是后呈送，呈送时的拟办意见是什么，这些别以为是小事一桩，无关紧要，它所起的作用可大得很，甚至会决定一个单位或一个人的进退荣辱、生死存亡。

当时，军统局长戴笠就对侍从室里的职位垂涎三尺，削尖脑袋想往侍从室里钻，企图干个组长副组长。1939年初，蒋介石决定将侍一处和侍二处中搞情报的业务合并起来，单独成立一个第六组，也就是情报组。戴笠得到这个消息后，到处托人情，找关系，甚至还求了宋子文。但是蒋介石还是没有让戴笠当这个组长，而让另一心腹唐纵担任此职。

    1944年1月7日，蒋介石又向侍二处主任陈布雷下达了一道手谕，其要点是要侍从室研究并设计建立一个对党政军各机关进行监督和控制的监察网，以加强对特务、缉私机构和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中统、军统、宪兵司令部的监察。

    国民党一贯标榜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立法、司法、考试、监察、行政五院各司其职。但是，蒋介石却要通过侍从室来指挥五院。1943年3月8日，蒋介石亲自召集侍从室各处主任和各主要组组长开会，居然要求“侍从室务须设法推进各部院的工作。”

    蒋介石为什么把这样重大的任务交给侍从室？因为侍从室是他心目中最可靠的机构，侍从室人员是他手下最可信任和嘱托的人员。即使是见不得人的事，也可交其承办。

    有蒋介石撑腰，侍从室的触角伸得很长，许多事情都要介入，甚至对标榜“司法独立”的法院也要干预，也要指手划脚。1942年，重庆出了一件轰动山城的大案：中央信托局运输处理林世良，勾结大成商行的章德武，大搞走私活动。一次从仰光到昆明一下子走私商品三千多万元，林世良从中渔利一千多万元。谁知事机不密，被军统局侦查得知后，就想把缉私这块“肥肉”从孔家手中攫取过来，遂向蒋介石状告孔祥熙。于是，林世良被司法机关逮捕。

    然而，林世良的后台就是蒋介石的大舅子、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以及孔夫人宋霭龄。林世良早先当过孔祥熙家的管家，后来又替孔祥熙家族做走私生意，是孔家敛财的一个得力帮手和具体操办者。孔、宋二人决定“运动”法院从轻判处林世良。法院当然不敢得罪孔、宋二人，便将案件呈报到了侍从室，待蒋介石“核准”后即行办理。

    侍从室看到案件报告后，认为孔、宋的面子固然要考虑，但蒋介石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更为重要。陈布雷、于达、唐纵等人在呈批件上拟了个“判处死刑”的意见。蒋介石踌躇再三，最后下决心宁肯开罪“皇亲国戚”，也不愿动摇自己统治的根基，于是同意了侍从室的签呈，下令将林世良枪决。这个案件又一次证明，侍从室的权力确实大得惊人。不要说区区法院，即使贵为皇亲国戚，也不得不向它低头俯首，甘拜下风。

    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蒋介石要发表多得不可胜数的讲话、演说、谈话、文告、电报，甚至还要舞文弄墨，著书立说，因此文字工作任务就非常繁重。侍从室对此当然是责无旁贷，是题中应有之义，是它职责范围内的事。由此，人们又把侍从室称之为蒋介石的文字“加工厂”。

    蒋介石每天要处理的文件多得不可计数，如果各机关呈送的公文他都要一一过目，那他就别活了。侍从室为此制定了一套公文处理的程式，即将各机关报呈蒋介石的文电，大致分为“呈阅”、“呈核”、“报告”、“情报”四种类型。侍从室根据各类公文的内容、性质和轻重缓急，分别整理成不同表式，再呈送蒋介石。蒋介石批阅后，侍从室再转发给各机关承办。

    蒋介石还喜欢发“手令”，其数量之多真是吓人一跳。从1936年1月至1948年4月，侍从室积累的蒋介石手令，竟有一百二十多箱。而蒋介石的手令和下发的文电，自己动手写的为数寥寥，绝大多数由侍从室代拟。因此给蒋介石代拟手令或电报，是侍从室的一大任务。蒋介石手令的内容，从军事、政治、党务、人事安排到机构设置等等，可以说应有尽有，无所不包。至于比较长一些的讲话、文件、文告等等，有时蒋介石也口授其内容，由侍从室人员加以记录整理，尔后再送侍二处主任陈布雷作文字上的润色和加工，最后呈送蒋介石本人审核。

    对于陈布雷的文笔，蒋介石是很满意的。但也有不满意之时。段仲宇告诉笔者，有一次蒋介石对陈布雷说：“你看看人家毛泽东的文章！”陈布雷也不大客气，回敬了一句：“那是毛泽东自己写的。”言下之意是，你蒋介石的文章可不是自己写的，哪能同毛泽东相比！

    一个在侍从室工作过的人，说侍从室里黑影幢幢，神秘莫测，而侍从室的全部档案都被运到台湾去了。看来，只有等到台湾回归之日、祖国完全统一之时，才能彻底揭开侍从室的神秘面纱了。当然，这一天总要到来的；而这一天已经为期不远了。